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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杨波结婚的时候正在流行许美静的歌曲，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播放《城里的月光》。我和杨波在城里的月光中走进我的八个平方的小屋。婚姻来得有点突然，有点让我措手不及，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杨波就一下子成了我的老婆。当她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出现在我的小屋门口时，我突然感觉到她好象有些陌生。杨波已经不是以前的杨波，我也将不再是以前的我。
　　那天夜里，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事情进行得有点手忙脚乱，就象一个笨手笨脚的工人操作一台陌生的机器。慌乱中我看到了杨波的另一面，这让我感到狂喜而又新奇，在我们以前的交往中，我用一个朋友的身份体会着杨波的真诚与善良，而那天夜里，我却用一个男人的身份体会到了杨波的蜜意与柔情。我改变了杨波，杨波也改变了我，我们都结束了一个时代，也都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这种变化是两个人同时完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想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步调一致的了。杨波象一头温顺羞涩的小鹿，在我进入她的身体的时候，她的全身猛地颤抖了一下，紧接着她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就浑身松软如泥了。在黑暗中，我无法看到杨波的身体，但我可以想象她一定闭着双眼，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来自异体的撕裂与撞击。在开始的一瞬间我突然迷失了自己，欲望的驱使让我的思维出现了短暂的停滞，就象一个在高山之巅猛然跌落的物体一样，我无法自控，也无法停止，慌乱着，下坠着， 沉醉着，冲动着，寻找幸福之门，寻找快乐之源，寻找生命的出入口。在杨波颤抖的身体上，我将我的灵魂赋予了我身体的某个器官。我陶醉在杨波急促的呼吸声里，陶醉在杨波低沉压抑的呻吟声中。我在进行着一项全新的尝试，在感受着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以前曾经在肖艳身上做过获得这种体验的尝试，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夏夜，在大学校园幽僻的花园深处，我的手越过层层阻隔，到达了理想中的乐园，肖艳忽然说：“有人来了！”我站起来环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我已兴趣全无了。然而在我的新婚之夜，我完全不必有这些想法，杨波不会说有人来了，相反她是那样安静地等待着，可以说是期待着。我知道她对那一刻已经期待了很久。一道门，四面墙壁，把我们与世界隔开，在特定的空间里，时间被凝固了，世上的一切都变得与我们毫无关系，痛苦，烦恼，瘟疫，干旱，洪涝，谎言，愚化，丑陋，伪装，凶险，恐惧，变卦，兵荒，车祸，敲诈，掠夺，屠杀，这一切都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虽然我们知道当我们醒来时，当我们打开房门时，我们会马上面临现实的种种，但是在当时，我们把所有这些都统统忘记了。在那个夜晚，在我的八个平方的小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缠绵悱恻，水乳交融，彼此给予，彼此取获，共同在爱的沼泽地里跋涉，共同创造快乐的瞬间，共同体味爱情的真谛，共同寻求幸福的极至。许多年来，不论我和杨波经历怎样的生活艰难，我们总是能在彼此的给予中得到快乐，得到生的力量，得到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这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宇宙两个极端的对话，疼痛与抚摸，伤感与快乐，迸发与汲取，至刚与至柔，毁灭与创造，低沉与昂扬，永恒与短暂，死亡与诞生，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猛烈交汇。许多年来，我一直思索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处在天灾与人祸的夹缝中，艰难度日，饱尝压迫的我们的先人，为何不管面临怎样的伤痛与折磨，始终没有放弃对生的欲望与渴求，始终没有辜负繁衍子孙的使命，我在我的新婚之夜，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二天清晨醒来我突然不认识杨波。那时候她正坐在床前梳理头发，我睁开眼，看着杨波的后背，我突然不知道这究竟是谁的后背了，我知道杨波的后背上还留着我夜里抚摸过的痕迹，可是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事实。我环顾我的小屋，小屋的格局已经全变了，刚刚扎好的白色的顶棚，床对面一对蹩脚的沙发，沙发边上的棕色衣橱，都象是怪物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禁突然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
　　在我屋里的女人又是谁？疑问之后我顿生恐惧，我发现我在一夜之间落入了生活的牢笼，而且我将从此走上夜生活的不归路，我感到过去的我已经离我远去了，所有回忆里的快乐和梦想都不再回来，就象杨波在做饭时从门口泼出去的刷锅水一样，我有点哀伤，我在新旧交替的路口出现了思维断层，这种断层被人成为癔症。
　　后来我整理我的癔症史，发现我每次发癔症都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在我最需要清醒的时候，我却让癔症在我脑门儿上踹了一脚。我的同事朱老师曾经告诉我说其实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发癔症，只是人们都没感觉，癔症是人生的真谛，一旦有一天你不发癔症了，你也就要完壶了。
　　我第一次发癔症是在向丁蕾说我爱你的时候。那天我和丁蕾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吃混沌，我对丁蕾说：“我爱你！”
　　丁蕾是和我一起分进城关中学的女教师。我第一次和她相识是在新教师见面会上，那天我有点懒洋洋，在我低头沉思的时候，我的目光碰到了我对面的一双脚。那双脚套在一双白色的凉鞋里面，脚趾整齐而有序地排列着，没有一根脚趾扭曲，也没有一根脚趾佝偻，每个脚趾都那么舒展，每个脚趾都那么规则，脚上的趾甲从大到小象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阵列一样整齐排列。脚的侧面，脚弓弯出一道美妙的弧线，弧线上方，从脚面到脚踝之间，平平展展，闪动着白色的光泽，可以清晰地看到细细的淡青色的毛细血管；脚弓的下方，呈现出从白色到血色的优美过渡，由于身体的压迫，沉淀在脚底的血液在脚的表面凝聚成网装的透明的斑点。从远处看去，那是一双近乎完美的脚，更重要的是那双脚有点大逆不道，因为脚上没穿袜子。
　　我被那双脚深深打动了，顺着脚看上去，我看到了那双脚的主人。
　　那时候她穿着一身桔红色的连衣裙，手里拿着笔，正在仔细倾听教务主任讲话，她是那次见面会上唯一一个对领导的讲话作笔录的新教师。
　　后来我知道她叫丁蕾；后来我知道她教政治课，和我一样做初一的班主任；后来我知道她的宿舍在食堂的另一端，和我的宿舍遥相呼应；后来我就经常到她的宿舍里去嬉皮笑脸；后来我请她看电影《菊豆》；后来我请她吃混沌拉面，后来我对她说：“我爱你。”在这期间我多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批判，我觉得自己应该象个教师的样子，应该含蓄文雅，应该无欲则刚，但是当我发现学校里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女学生出了校门就手挽手扬长而去的时候，我原谅了我自己。
　　丁蕾听了我说的我爱你后麻木不仁，她看了看我说：“你请我吃饭看电影不会是为了这个吧？”
　　我说：“当然，当当当……然。”
　　我在追求丁蕾的道路上出师不利，以后虽然我竭尽全力都未能打开局面。经过反复思考后，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丁蕾是个野心家，她那张青春痘云集的脸上写满了欲望。她将自己的媚笑均匀地散发给学校的每个领导，在校领导出现的地方，总能看到她袅袅的身影不经意地走过。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而且脚步匆匆，一副劳苦疲倦的样子。她光着脚丫，穿着白色或黑色凉鞋走遍了校园的各个角落，在我对校园环境还不太熟悉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带着学生到处散步谈心了。她和男同学并肩前行的时候看上去象一对情侣，据说她在第一天上课时就让班里的几个早熟的男生神魂颠倒，甚至在学生家长会上她也让所有的男家长们都惊呆了那么一下子。
　　有一件事让我对丁蕾彻底失望。
　　那一次学校迎接县领导的检查，县长要到学校检查的消息传来后，全校师生一片混乱。学生们停掉两节课打扫卫生，从教室到校园，从宿舍到厕所，全部洗刷一新，差点没把地皮翻过来。大批的工人成群结队地拥进校门，搬砖弄瓦，栽花植草，整个校园变成了一个诺大的建筑工地。老师们则在办公室里埋头填补各种材料，学校为了迎接检查，突然在一夜之间生出许多不可知的名目，每个老师差不多都有十张左右的表格要填，当然这些东西都与教学毫无关系。这项工作让每个老师都汗水淋漓，也让每个老师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都生活在表格里面。学生打扫完卫生后，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大约相当于一篇中篇小说的背诵材料，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抽查，要求每个同学用一节课的时间背诵熟练，并且由班主任逐一检查背诵情况。当我搬着一沓厚厚的材料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在垂头丧气，我把学校的要求说完后，全班更是一片呼尔嗨哟！
　　我从来没有想到迎接县长检查会如此大动干戈，而且我听说县长只在学校里呆十五分钟，差不多是抽一根香烟的工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算把我们准备的材料给县长报一遍名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把材料发下去之后，没有督促学生背诵，也没有逐一检查，就回办公室填我的表格去了。
　　县长来了，一辆辆轿车排成长龙开进校门，其中有县长的车子，副县长的车子，县委教办主任的车子，县府教办主任的车子，县卫生局局长的车子，还有县教育局局长的车子。呼啦啦下来许多人，看不清哪个是县长，因为每个人都差不多。一群领导沿着校园走马灯似的转了一圈，校长室的公务员小李正提着大水壶为领导们沏茶，后勤组的王老师跑进来说：“别沏了，县长走了。”
　　小李不相信，提着水壶跑到校长室门口一看，领导们的轿车已经出了校门一溜烟没影了。小李有点不知所措，回头看看桌子上二十几杯茶水，说：“那这些茶水怎么办？”
　　王老师摆摆手说：“倒掉倒掉。”
　　县长走的时候，许多老师正在办公室里仔细地填写表格，根本不知道县长已经来了又走了。县长的检查在他们不知不觉中不痛不痒地结束了，就象夏夜里乘凉的人们不经意地拍死身上的一只蚊子一样。
　　检查结束的消息传来后，全校老师一片哗然，许多老师一下子把表格丢在地上，说：“他妈的，拿着我们当猴儿耍！”倒是那些学生们高兴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不用再背诵了。
　　学校为了压住老师们的怒气，需要找个人开一下刀，这一刀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我的头上。县长检查后的第二天，负责教务工作的孙主任找我谈话。孙主任在城关中学声明远扬，外号困神，因为他一到开会的时候就旁若无人地呼呼睡觉，训起老师来却声震如雷。他训我的时候驴唇不对马嘴，他说我无视学校领导，把校长的话当成耳旁风。
　　我说：“我没有无视领导。”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学生背诵材料？”
　　我说：“我只是没有检查他们的背诵。”
　　孙主任用力地挥挥手，说：“没检查就是没有背，如果县长真的检查到你班的学生怎么办？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学校丢人？”
　　孙主任命令我写检查，然后离开办公室扬长而去。
　　我去找丁蕾，因为只有她知道我的事，我当时离开教室的时候她正在检查学生的背诵。她回到办公室后曾经问我为什么没有检查背诵，我说用不着。
　　丁蕾正在她的宿舍里，我一进去就说：“丁蕾，你为什么……”
　　没等我说完，丁蕾说：“别问我，不是我说的！”
　　我说：“只有你知道！”
　　丁蕾恶狠狠地看了我一会儿，我刚想再说什么，她突然大声说：“滚！”
　　丁蕾的这句话让我突然间懵住了，我怔怔地看着她。丁蕾说滚字的时候表现出一种对待阶级敌人一样的刻骨仇恨，她的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黑眼珠大部分藏在上眼皮里面，两片薄薄的擦着口红的嘴唇那样轻轻一甩，一个大大的滚字象一堆臭狗屎一样一下子糊在了我的脸上。
　　在丁蕾用她那双美脚哐当一声把房门关掉以后，我真的就滚了。
　　我滚到杨波的单位，杨波正在上班，我象个游魂似的走进她的办公室，站在她的办公桌前，说：“杨波，我爱你！”
　　杨波抬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两秒钟，说：“滚！”
　　其实杨波已经让我滚过一次了，当然那次我也是在发癔症。那是在我向丁蕾说我爱你的前几天，我攒够了还杨波的钱，并且给杨波买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把钱送到杨波的单位。当我把钱放到她的办公桌上的时候，杨波足足愣了两分钟，我说：“杨波，我真的很谢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帮助。”
　　杨波没有说话，她默默地把钱收起来，放在她办公桌的抽屉里。
　　我把连衣裙放在她的桌子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收下！”
　　杨波突然对我说：“滚！”
　　我在懵然间被杨波推出门外，在我回头对她解释的时候，那件粉红色的连衣裙从屋里飞了出来，正好蒙在了我的头上。
　　我知道当时杨波的心情，所以当她再次让我滚的时候我没有滚，我在她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我说：“真的，杨波，我爱你！”
　　我又用手抱住了头，我的那种狗屁行为和我刚从省城回来时在杨波单位的小屋里抱头痛哭如出一辙。
　　杨波怔怔地看着她桌子上的玻璃台板，没有一点声音。
　　我说：“杨波，嫁给我吧，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好吗？”
　　杨波还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看到两颗大大的泪珠滴落在台板上，杨波哭了！
　　在我的记忆里，杨波没哭过几次。她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哪怕是在许多艰难的时候，她也是微笑着面对一切。杨波的笑容和肖艳的脸庞、丁蕾的双脚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最深处。
　　我和杨波去领结婚证书的时候天下着蒙蒙细雨，在民政局的大门口我站住了，我觉得有点紧张，我感到好象是在面临一场重大的抉择。
　　杨波回头看了看我表情严肃的脸，说：“你怎么回事儿？是不是不高兴和我结婚？”
　　我说：“不是，我有点紧张。”
　　杨波笑着说：“你高兴点好不好？板着脸象来哭丧的一样！”
　　我对着门口的一面镜子使劲活动了一下腮帮子，呲牙咧嘴作笑容状，杨波在后面踢了我一脚，说：“一看你就是假笑，小心有人把你抓起来！”
　　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个个面无表情，一个中年妇女看了看我和杨波的单位介绍信后，先给了我一张报价单，上面写着ABCD四种礼包的价格。
　　我对她说：“我们不要礼包，我们要结婚证。”
　　她看了看我，说：“我劝你选A 种，A 种比较实惠。”
　　她以飞快的速度开好了发票，说：“六百块！”
　　我看了看杨波，杨波看了看我，我们都呆若木鸡。那个中年妇女把六百块钱说得那么轻巧，可那时六百块是我两个月的工资。
　　六百块交上后，那个面无表情的妇女在我们的结婚证书上盖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大红图章。后来那件事让我和杨波都落下了后遗症，一见到图章就浑身发抖。
　　我们拿到了一个礼包，一张准生证，一张婚纱影楼的优惠券。我背着一个大包，杨波拿着结婚证书，垂头丧气地走出民政局的大门。
　　在马路边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礼包，里边有一个绝对劣质的毛毯，一张心心相印的贺卡，一袋糖果，还有让我们都吓了一跳的东西：鼓鼓攮攮的一大包简装避孕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