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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彤彤的出生是个意外事故，当杨波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时，我女儿已经稳稳当当地在杨波的体内安家落户了，我一直怀疑女儿的出现与民政局给我们的那些伪劣的避孕套有关。我在不经意之间让我的后代在某个夜晚突然形成，我对此手足无措。我曾和杨波商量过，我们不先要孩子，因为我还没有做好作父亲的心理准备，还有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养活一个小生命。杨波对我的想法非常赞同，可是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她变卦了，她说：“你要不让我生这个孩子，咱们就离婚！”

　　杨波回娘家去了，她走的时候对我不理不睬，我知道她肚子里有了新生命我就不再重要了。第二天我的父亲来了，他一见我就把我骂了一顿，他说我如果不让杨波生孩子就和我断绝关系，还说孩子不仅仅属于我，而且还属于我们整个潘家。我爸爸走后我陷入了对生命的思考：对于我们所有活着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不能不面对却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生命来自何方？生命的有无由谁来控制？我们该怎样面对诞生和死亡？就象我的女儿，她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世间，如同那些在秋天飘散在风中的种子，有的随风而逝，有的落地生根。每个生命的诞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必然中的偶然。当你在茫茫人海中穿行的时候，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某个偶然机会的结果，也是必然会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生命。偶然和必然贯穿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的全过程，我们都是偶然和必然和谐统一的产物，在偶然和必然的交汇点上，产生了你我他，产生了属于你我他的种种故事。
　　彤彤的出生让我真正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我是个理想化的人，彤彤出生前我的生活中充满幻想，回忆过去和憧憬未来占据着我业余生活的全部思维空间。回忆的内容主要是肖艳，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学着忘却，但是我仍然无法完全忘记这个曾经让我心醉又心碎的人。每当我带着学生去省城参加竞赛或者去省城办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跑到省新闻出版局的大门口，我逡巡在门外的马路上，我期待一次与肖艳的邂逅，虽然我知道就算是邂逅也没有更多的故事，但我还是傻乎乎地等待的奇迹的发生。让我伤心的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肖艳的出现，就连一个和肖艳相似的背影也没有出现过。昨日不再重现，有着漂亮脸蛋儿的肖艳消失在茫茫的人海，只有她的影子还活在我的记忆里。
　　彤彤刚生下来的时候象个小小的玩具娃娃。当护士把她放在杨波身边的时候，她攥着的小拳头紧紧地护在脸上。我用手量了量她的身体，她差不多只有我的两个手掌那么大。我看着这个掌中宝，觉得事情有点莫名其妙，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日出日落的天底下，忽然就多了这么一个小生命，这个小生命的体内还不可思议地流着我的血液，而且在将来她还会一天天长大，若干年后说不定会成为一个漂亮的姑娘。我想这真是造物主一个绝妙的创造。我动了动了她的小拳头，她的小嘴突然那么一撇，哇哇大哭起来，好象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我晃了晃她的小床，她哭得更加厉害了，我只好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臂弯里，并且轻轻晃动，我说：“你哭什么？我是你爹呀。”她立刻就不哭了。我把她放下，她又哭了，我只好再把她抱起来。
　　杨波躺在床上，看着我做这一切。她的脸上漾溢着一种幸福的微笑，经过阵痛之后的她，脸上显得有些疲惫，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我看着杨波汗津津的发根，想象着她在产房内分娩时被撕裂的疼痛和那声嘶力竭的喊叫，我真正理解了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的不容易，从孕育到出生，时刻都伴随着母亲无私的付出甚至是对生存和死亡的重大抉择。所以我们要珍视生命、珍惜生命，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对生存失去了信心，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我们的母亲，正是他们那至高无上的母性的光辉，照耀着我们来到世间，照耀着我们健康成长，不管我们是在享福还是在受难，我们都不应忘记那个在我们背后永远以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的人。
　　彤彤的出现成了我们学校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天黄昏，当杨波在屋里做饭的时候，我抱着彤彤蹲在我的小屋门口，让她在地上蹒跚学步。那时候，学校里的住校生都在学校食堂前的空地上吃晚饭，他们吃饭的姿势千奇百怪，有坐在地上的，有蹲着的，还有站着的，几个人把从食堂买的水煮菜凑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着食堂里买的或者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干粮。说实话这场景看了让人心酸，虽然当初我上学时也是这样过来的，虽然我们这个穷县的很多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是这样用餐，但是这种场景看起来实在象某个灾区的饥民的用餐方式。
　　杨波在屋里做饭，她炒菜时的动作很夸张，勺子的叮叮当当声能传出二里地。其实锅里并没有什么好菜，顶了天是放了点肥肉的炖茄子。
　　那时候杨波的单位已经濒临倒闭，每月只发给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费，我的工资也是隔三岔五来个拖欠什么的，日子过得跟稀汤一样。我为此没少发愁，杨波却开心的不行。有一次我曾对她说：“你别敲得那么响好不好？弄得象真的一样！”杨波笑了半天，说：“怎么啦？我就知道你这个德行，你整天把脸拉得象黄瓜一样长就有钱啦？嘁！”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杨波每天上班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后来她的单位效益差，工资少了，她嫌食堂里的饭太贵，就每天带饭去上班。
　　她的饭盒从来不让我看，但我知道那里面经常是两个馒头一勺菜，有时甚至是放块咸菜。每天杨波上班走后，我总是要自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这种×男人真有点不象样，让老婆过这样的日子！杨波每天上班时先把彤彤送到她妈妈那里，让她妈妈帮我们看孩子，这样杨波每天上班都要先跑到城南的粮食局家属院，再跑到城西的肉联厂去上班，来来回回足有十几里的路程。我每天下班后先要去把彤彤接回来，而杨波下班回来正好路过一家菜场，她就把买菜做饭的活儿全包了。我们这样的安排是经过严格计算的，就象做几何证明题一样，一环扣一环，层层推进、步步紧逼。日子过得象碾滚子一样，傍晚把滚子从前面推出去，清晨滚子又从后面轧过来。重复着日子的重复，平淡着日子的平淡。说实话，在这样的日子里，感情这东西似乎早已离我远去了，可能是我和杨波之间已经无需再用那些哼哼唧唧的爱语来表达真意的缘故罢，过去那些曾经让我神魂颠倒的爱情不知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象杨波烧菜用的味精一样的东西，虽然味精很鲜美，但是有和没有、多一点或者少一点似乎都无关紧要了。
　　我想我的生活可以没有味精，但是不能没有食盐。
　　丁蕾现在的男友是一名新来的老师，名字叫韩东。不过严格说起来韩东不是老师，他是以县府后备干部的名义来学校挂职锻练的。后备干部对我们学校的老师来说是个新名词，因为我们只知道以前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搞备战备荒，没想到如今连活生生的人也可以象冰箱里的蔬菜一样储备起来。韩东刚来学校的时候挺谦虚，见人就笑，不断地点头打招呼。过了没两个星期，忽然就象换了一张脸一样，见了谁都爱答不理的。每天上班的时候，韩东背着手在校园里游来荡去，俨然是一副教育局长的模样。就在老师们对这位韩东还不太熟悉的时候，丁蕾不失时机地和他交上了朋友，开始了她新一轮的爱情故事。
　　说起来丁蕾这几年也够累的，我们一起分到城关中学四年的时间里，她不知道更换过多少个男朋友。每天早上，她按时到学校来上班，每天晚上，她准时到外面加夜班。如此几年如一日地循环往复，使她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她能将几个男人同时掌握在手心里，就象马戏团里的杂耍演员玩飞刀一样，确实让人佩服。按照我们这里的土话说：丁蕾挺会整事儿！她差不多平均几天就都能收到别人送的一束鲜花，鲜花的种类繁多，除了菊花外，其它几乎什么品种的鲜花都出现过。
　　丁蕾把鲜花插在办公桌上的花瓶里，不断地向老师和学生们展示她在爱情方面的丰硕成果，也用这种方式证明着她的魅力无穷。对于丁蕾的所作所为，学校里的老师们微辞不少，可奇怪的是学校领导对她的看法都很好，还动不动就给她发个奖状什么的。特别是她和韩东交上朋友以后，她这位准教育局长夫人更是神气活现，俨然教育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在我结婚之前和刚结婚的一段时间里，丁蕾见了我还能点一下头，表示我在他眼里还值得打个招呼。后来当她见过杨波以后，再碰到我就只不过鼻孔出一下气而已，再后来连鼻孔出气也没有了。每当她和我在校园里见面，她的视线总是从我的头顶上掠过。我每次看着她翻着白眼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过，真想冲上去给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后来我想还是算了，既然人家不愿意理你，你就别冒充大头蒜！只是杨波有点不争气，她每次在校园里见了丁蕾，总要傻乎乎地说一声：“丁老师好。”丁蕾爱理不理，杨波却跟没事的一样。后来我对杨波说：“以后见了丁蕾别说话！”
　　杨波说：“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
　　杨波说：“你心里是不是有鬼？”
　　我瞪了杨波一眼。
　　杨波忽然笑了，摇摇头，说：“你心里有鬼也没用，我看你呀，以后还是少臭美！”
　　彤彤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再见。每天早上她跟我说再见，到了姥姥家还得跟妈妈说再见，每天下午我去接她的时候她还得跟姥姥外公舅舅说再见。再见成了我女儿来到人世后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再见成了她接触的第一个汉语词汇。开始的时候，她每次说再见都要我们提示一下，后来她习惯成自然，一到该说再见的时候，她就主动地跟要说再见的人说：“再见，再见。”甚至有时候我的同事逗她玩的时候，她也不停地说：“再见，再见。”彤彤说再见的本领日渐成熟，从含糊到清晰，从低声到响亮，可彤彤的再见越来越让我和杨波感到心酸。
　　再见是一个多么虚伪的东西！人的一生要说多少个再见？有时候说再见并不想再见，有时候说再见却无法再见。再见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东西！你可以理解为再次相见，也可以理解为再也不见。我想起数年前肖艳在省城火车站跟我说的那个再见，岁月经年，那个再见至今还飘荡在站台上空，飘荡在我记忆的深处。我知道那个再见已经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因为在我人生的长路上，我已经无法再做和肖艳再见的尝试，抑或再见不如再也不见。
　　彤彤不久以后又学会了另一个本领，每当杨波下班后来，还没进屋门，彤彤就冲着外面笑个不停。过一会儿门开了，果然就是杨波回来了。我觉得挺奇怪，我对杨波说：“咱女儿有特异功能。”
　　杨波说：“别瞎说。”
　　我说：“真的，你每次回家，没进家门彤彤就知道你回来了。”
　　杨波仔细看了看彤彤，说：“不会吧？”
　　后来我发现不但彤彤，连学校的学生们也有这种特异功能。有一天傍晚我抱着彤彤在门外玩，我旁边一个蹲在地上吃饭的学生突然小声说：“潘老师老婆回来了。”
　　果然，没过几秒钟，杨波骑着自行车在教学楼的旁边出现了。我觉得这事真神了！吃完晚饭我把杨波仔细研究了一番，很快，原因找到了，问题出在杨波的自行车上。说起来杨波的自行车早就应该淘汰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杨波给我要的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辆自行车，后来因为我们在结婚是花六百块钱买了大礼包，自行车的事就不了了之了。这么多年来杨波上班一直骑着她以前的旧自行车，那辆破车真的就象某个相声里说的那样：除了铃铛不响，其它每个零件都响。杨波每天骑着它跑来跑去，声音能传出一里地。我想我们学校也许每个人都知道杨波的特征了，只是我们平时从没有注意过这些。
　　我说：“杨波，你应该换辆自行车了。”
　　杨波听我冷不丁说了这么一句话，愣住了，说：“我的自行车怎么了？”
　　我说：“你没有感觉吗？你骑着自行车走起路来象雷公一样，现在全校学生都认识你了。”
　　杨波说：“你算了吧，还是留着钱吃饭吧。”
　　我说：“不行，非得买。我可不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街上那个每天骑着破车到处跑的人是我老婆。”
　　杨波笑着说：“你又臭美了，人家知道你是谁呀？”
　　周末，我带着钱去找杨波的弟弟杨涛。这小子最近在外面混得人模狗样，路子挺广，找他能买到好东西。杨涛听说我要给杨波买自行车，说：“姐夫，你总算想起来了，你看看我姐的车子成啥样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
　　杨涛说：“我姐那辆破车差不多赶上拖拉机声音大了，你要再不买我就给她买一辆了。”
　　我说：“你姐不让买，这次我是瞒着她来的。我们省吃俭用攒了点钱是想给彤彤买架电子琴，你姐舍不得花。”
　　杨涛说：“姐夫，我看你们还是想开点，该买的就买。这样吧，彤彤的电子琴我给她买。”
　　我说：“不行不行，那怎么可以！”
　　杨涛挥挥手，说：“就这么定了，不过，将来我孩子上学的事情就交给你了，省得我去请家教。”
　　我满口答应，回头想一想心里真不是滋味，心说，我现在也就是有这么一点本事了。
　　新自行车买回来，我接了彤彤回家。一路上彤彤有点不适应，也许她平时坐杨波的破车习惯了，现在坐新车有点找不到感觉。
　　回到家时杨波正在做饭。一见到自行车，她什么都明白了，她把勺子一扔，跑到里面坐在了床上。我抱着彤彤跑到她面前，看到她眼睛里湿乎乎的，我刚想说话，她冲着我大声说：“你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无言以对。
　　杨波一把把彤彤抱过去，彤彤哇哇大哭。
　　杨波哭了，说：“你就知道花钱！彤彤将来的事你一点都不想！”
　　其实我想告诉杨波，给彤彤买电子琴根本没必要，就算彤彤将来有音乐天赋，凭我们这样的家庭也没办法让她成为音乐家。艺术这东西需要太多太多艺术之外的因素来做支撑，虽然现在有许多象我们这样的孩子的家长正在忘情地憧憬着孩子的未来，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可能拿着乐器当饭吃。
　　那天晚上我不停地给杨波道歉，而且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做早饭。面条刚煮到一半，杨波起来了，说：“你别紧张兮兮的，我没那么不懂道理，谢谢你的好意！”
　　吃过早饭，杨波带着彤彤，骑着新自行车走了。我如释重负，心情好得不行，那感觉就跟给杨波买了一颗钻戒差不多。中午，杨涛骑着摩托车来找我，一见面就说：“姐夫，你算把我害苦了，我姐非说是我怂恿你买的自行车，把我一顿臭骂！”
　　我说：“你别当真，让她骂好了，她骂完心里就好受了。”
　　杨涛摇摇头，说：“唉！我姐算完了，她这个人啊，苦命！”
　　晚上，杨波下班后满脸不高兴。没有买菜，也没有做饭，一进屋就躺在床上不说话了。我跟她开玩笑说：“你怎么了，是不是骑新车不适应？”
　　杨波看了我一眼，说：“都是你买自行车搞的，晦气！”
　　我说：“你弟弟说得没错，你这个人就是苦命。”
　　杨波一下子坐起来，说：“这个乌鸦嘴！”
　　我问她，“到底怎么了？”
　　杨波说：“今天上班听到一个消息，说我们单位这个月连一百块钱的生活费也发不出来了。”
　　我吃了一惊。那个时候，工厂倒闭现象在我们这个小县城象瘟疫一样飞速蔓延，每天都能听到工厂关门的消息。其实很多企业老早就已经在亏损了，可是县政府为了挽住自己的面子，下令不许任何一个企业关门，而且要开足马力猛干。其实是干一天亏一天，干得越多，亏得越多。工业产值报表每天都在增长，实际上是每天都在割肉。企业没效益，工资怎么发？只有发产品。于是，造纸厂发纸张，橡胶厂发轮胎，纺织厂发手套，造漆厂发油漆……，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驮着货物的人群。有人私下编了一首顺口溜：

一片繁荣景象

贷款每天上涨

苦了工人兄弟

为了书记县长

饿了请吃轮胎

渴了油漆一缸

匆忙往家运货

脸上满是凄凉

       想到这里，我不禁有点害怕，我问杨波，“你们肉联厂不会给你们发几十斤肉回来吧？”
　　杨波想了想，说：“有可能。”